转折与变局：中国经济金融大趋势 彭兴韵 著 中信出版社图书 畅销书 正版书籍.

新技术造就经济大变局，

全球金融新治理的中国方案，

重塑全球货币新版图。

书名：转折与变局：中国经济金融大趋势 

 

定价：58.00

作者：彭兴韵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咨询特价)

页码：366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ISBN(咨询特价)

 

1.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和主流财经媒体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两百多篇。其著作《金融学原理》已出第五版，十多年来销量稳定，深受读者喜爱。                

 

2.本书提出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债券违约是中国债券市场走向成熟不得不经历的浴火与炼狱”“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挺的人民币”等鲜明观点。                      

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智库系列图书，该智库以国家资产负债表著称。

 

《转折与变局》一书研究了中国经济金融正在发生的转折与变局。

 

人口结构变化、全球经济再平衡和新技术的兴起，正在深刻地改变过去三十年里形成的全球资本流动与分工体系。全球既有供应链与贸易流的格局正在逆转，新工业也正在改变资源的配置机制，重塑经济生活中资本—劳动的均衡关系，需要我们在技术变革的大潮中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

中国经济原有增长动力悄然瓦解，新动力的培育和形成又非一朝之事，金融体系和风险正在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与演进，但金融转向服务于创新驱动战略，是金融变局的基本方向。中国经济崛起动摇了国际货币与资本体系的基础，全球货币资本治理机制的中国方案正得到各国和市场的积极响应。因此，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转折与变局，同时带动全球货币与资本走上新的变局之路。

 

导言

 

上篇 实体经济视角

第1章 转折：中国经济新常态

何为经济“常态”？

中国经济旧常态

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驱动因素

中国经济新常态之“新”

小结

第2章 侧重供给面的“供需结合”稳增长

“稳增长”的“度”是多少？

“稳增长”应更多关注就业

“稳增长”既需解“近忧”，又要有“远虑”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小结

第3章 结构不合理,难有新常态

合理的“结构”是“稳增长”必需的微观基础

产业结构调整是基础

需求结构调整守键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民心所向

第4章 去库存与经济新均衡

经济新常态下高库存的特征

“稳增长”遭遇房地产高库存

房地产如何去库存？ 

去库存中的房地产未来

第5章 新技术造就经济大变局

新一轮技术的两个基本特征

机器人生产造就无就业的经济增长

机器人生产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

不同于过去以纯粹价格为指挥棒的市场经济

中篇 国内金融与货币政策

第6章 金融结构新趋势 

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是适应中国金融新常态的要求

处理好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关系

股票市场功能的转变

发展场外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新业态：互联网金融

第7章 化解金融风险的新途径 

新常态下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

中国金融风险的趋势 

降杠杆的途径

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机制

金融风险化解新机制：存款保险

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第8章 信用债券市场风险新生态

企业债券违约：信用的小船说翻就翻 

刨根究底问违约

债券违约于经济何干？

信用债券的信用前景

如何促进企业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第9章 货币调控新体系

货币政策新环境

货币政策新思路

货币政策新手段

货币调控新机制 

第10章 中央银行贷款新工具

再贷款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地位再次上升

央行再贷款操作创新及其功能的扩展

再贷款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专论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 

下篇 开放视角

第11章 人民币汇率新机制

放权于市场的汇率机制改革

机制调整的副产品：汇率水平的大变化

汇率水平调整于经济何干？

第12章 中国外汇储备新走向

积累高额外汇储备的逻辑

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新的趋势已然形成

灵活应对储备下降减少的流动性

第13章 全球金融新治理的中国方案

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治理新机制

人民币入篮SDR：国际货币治理机制的新里程

债券市场开放对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亚投行：中国引领国际金融新秩序

第14章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原格局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新格局的影响

中国该如何顺应资本流动的新格局

第15章 低油价重塑全球货币资本新版图

油价上涨与石油美兴起 

石油美与国际资本流动

油价、石油美流动与全球资本收益

油价下跌重塑全球资本新版图 

后记 

参考文献

 

彭兴韵

 

金融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债券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第一创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理论与政策、金融改革与发展、债券市场等。出版有《金融学原理》《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与金融自由化》等著作，其中《金融学原理》的英文版由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rporation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期刊和主流财经媒体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两百多篇。

 

“稳增长”既需解“近忧”，又要有“远虑”

 

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不会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但这并不是说，已采取的稳增长政策毫无意义。毕竟，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存在较高杠杆水平、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水平时，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就可能产生金融风险加倍的影响。因此，增长率进一步从7.4%下降到6%，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会比从原来10%以上降到7%的影响大得多。更何况，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要预调，而不是在风险全面发后充当消防员的扑救调整。这或许是李克强总理指出2015年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的重要依据。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稳增长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至于如何稳增长，我认为，既要解近忧，又要有远虑，需要远近接合。所谓解近忧，就是实施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稳定国内总需求，改善企业的现金流，切实化解产能过剩和潜在金融风险。所谓远虑，就是通过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健全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唯如此，方能降低经济的总量均衡与稳定对扭曲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依赖，避免达到短期稳增长而导致经济加杠杆和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的后果，又能提高经济自身应对需求下滑、外部冲击的灵活性。

解近忧的稳增长之策是什么？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需要实行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李克强总理将这样的宏观政策具体化和指标化了：2015年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为12%，根据实际情况可略高一些；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3%。但财长认为，由于2015年有2000多亿的可用支出，这实际上会使2015年的赤字率达到2.7%左右。不管是2.3%还是2.7%，都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加大。通过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赤字对银行信贷的扩张效应，公共支出的扩张会弥补萎缩的私人支出。至于曾被市场深为忧虑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存量债务置换无疑在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选择之内。由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将参照中央国债实行余额管理，限额内的地方一般债务，均可发新还旧，这将极大地提高地方政府偿债的灵活性，减轻其面临的短期偿债压力。

增加的支出将用在哪里？这就是增加政府投资，并以此带动民间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大政府对教育、卫生的投入。例如，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4776亿；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20提高到380。通过预算内投资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化解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具有积极作用。此前，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中指出，“中国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化解产能过剩有空间，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有一定的“余地”。

不过，解近忧的稳增长措施，力度掌握不当则会造成过度扩张，稳增长不能“任性”而为。本轮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实则抒为诟病的2009年“稳增长”措施后遗症，殷鉴不远，不应健忘。因此，在稳增长中需要有“远虑”，建立稳增长的长效机制。

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是提高经济自我新陈代谢的能力，提高经济对抗外部不利冲击的免疫能力，提高经济迅速地学习、吸收前沿技术的能力。李克强总理提出：“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这不仅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思路与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指出了健全稳增长的长效机制的根本途径。要提高微观活力、供给创新和结构调整，就需要改革。政府曾强调以“改革促调控”，我认为，改革是最好的调控。改革的核心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杜绝寻租等腐败行为破坏市场机制的功能。政府权力“削”于改革，放权于市场和社会。权力一削一放之间，不单是释放了制度红利，而且“政府权力的‘减法’”，可以达到“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之倍增效应。这正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基础，也是中国从过去注重需求面的刺激转向侧重供给面的创新稳增长的治本之策。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不同侧面入手。侧重面与着眼点的不同，会导致政府迥然各异的宏观经济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呈现天壤之别。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总需求面的稳增长，则是通过刺激投资、消费、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等政策选择，通过需求拉动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性，过度依赖于此，会威胁到金融与财政的稳健性。过度需求刺激导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殷鉴不远。相反，源自供给面改善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过去，中国惯常采用刺激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总需求政策，尽管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增长目标，却带来了环境污染、结构恶化乃至系统性的不稳定。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政策，当从过于侧重需求面的刺激性措施，转向侧重供给面的管理，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增长。

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我们认为，着眼于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满足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合约结构下，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完善和改革原有体制机制，释放被旧的体制机制压抑的供给能力。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市场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以更多更广泛的市场取代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就是把原来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生产力给解放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范围内提高要素的流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多方面探索企业制度改革，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大胆尝试通过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产权结构及治理机制的变革，在企业内建立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策略，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且受特定历史阶段认知局限或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中国在当初“大胆”改革的产物，又成了日后被改革的对象，因而中国改革具有迂回性。尽管如此，没有哪个转轨经济体能像中国这样，在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许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场化”的，诸多不合理的制度壁垒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在某些领域，超经济权力的垄断甚至腐败构成了市场化的大敌，使一些资源并不是基于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原则而流动的，降低了资源应有的产品供给能力。就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趋势而言，主要侧重于简政放权与更自由的市场准入、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2015年8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可见，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场化本身当作“调控”的手段之一。让各企业和个人在平等的规则之下，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经济的供给面，而且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纠错和存货的及时调整，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措施，当首先是市场取向的制度改革，以释放改革红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毕竟，市场机制对纷繁芜杂的信息更灵敏，信息的分散化处理机制更及时、更切合实际，政府的干预或“数量上增减”的调控，应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第二，技术创新始终是增长连绵不绝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提高供给量、改善供给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换言之，缺少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增长，终将走上不得不依靠刺激总需求扩张的不可持续之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总书记也强调：“科技竖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意味着拥有先进的供给能力和最“清洁”的增长动力。但正如熊彼特强调的，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它必然使一些行业因创新而惨遭淘汰，也会使一些工人不能适应新技术变革而失业。尽管技术创新不可避免地对旧技术装备企业和产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却是经济供给能力持续改善的过程。经济史表明，在产业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全球的人均产量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根源就在于，在那段漫长的历史中，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劳动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在产业后，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人均产出也随之迅速提高；同时，技术进步把人们从过去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出现了新消费需求，催生了新产品和新市场。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还推动了要素的流动和市场范围的扩张，也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和文明的演进与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结合，无疑是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强劲增长的主要供给面因素。应当说，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种种自主性技术创新改变了中国，但也应虚心地承认，过去中国的技术进铂在许多领域是模仿学习型或“拿来主义”的技术进铂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和领跑者。利用后发优势而相对缺少自主技术创新的增长，使中国经济在旧常态中面临了些许尴尬的局面：经济总量在全球地位根本改变并没有带来经济全球竞争力成比例地上升，乃至世界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一直是缺少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的代名词。

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依赖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机制的经济，本身具有更强的应对各类不利冲击的韧性和灵活性。正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即便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可金融市场依旧对美国经济前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最乐观的预期；与美国正相反，尽管中国实现的增长率依然属全球明星，但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要求了较高的风险溢价。可以说，技术创新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但是，技术创新需要人才培养、金融支持、专利制度等创新体系的强有力支撑。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道出了中国创新体系的痛处，但要改变它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他特别指出：“本土创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中国能否培育出适合大众创新的土壤，是中国能否在新技术革新的潮流中继续充当增长领跑者并提高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

第三，提高劳动者素质。新世纪伊始，政府就提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始终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一要务”。这一论断并没有因为十多年时光流逝和经济过渡到新常态而过时，相反，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更突显了该论断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人是生产力中唯一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劳动者不仅仅是操作生产工具的工人，更因为他们处于实践最前沿，能更深切地体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中的诸种弊病。况且，提高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并不完全是由那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在封闭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大众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或完善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即便许多人都强调当下改革的“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应当是对草根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改革，因此，顶层设计的改革也要“紧紧依靠人民”。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源于老百姓为克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而大胆创新的激励机制的改革，才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广和深化。进一步地，劳动者素质提高还具有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效应。这是因为，在有效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下，劳动者所得取决于其边际产量，而劳动者素质提高恰恰是提高其边际产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意味着劳动者所得份额会相应地上升，最终提高消费能力。总的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还是制度改革中实践的新发展及其经验的总结、改革设计及其效果的反馈，均需要有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最后，完善税收体系。税收不仅竖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响经济供给面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美国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市场竞争，对当下中国的稳增长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其理论认为，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与投资，降低了生产率增长和商品供给，因此，应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促增长。著名的拉弗曲线还表明，在税率降到临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导致税收下降，反而还因为减税刺激了收入上升、税基增加，政府税收会随税率下降而增多。

(咨询特价)年7月，财政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达40%左右；而过去30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宏观税负约为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过去20年约为20%。该报告认为，为减轻企业税负，应加快取消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稳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消除重复征税等，并通过适度提高附加值较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削弱人民币升值给产业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些建议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是可取的。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自1980年实施个人所得税以来，虽历经多次提高起征点和调整税率，但个税仍受到多方面的诟病，如普遍认为，中国个税仍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高收入者往往通过“分解”收入达到了“避税”的目的，导致了不合理的个税税负：高收入者轻税负、低收入者重税负。乃至有了个税沦为“工薪所得税”之说，表明个税违背了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初衷。因此，近年来，公平税负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逐步实行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和差别化扣除模尸也日益成为学界改革个税的主流共识。

当然，税收体系的完善，不能简单化为税收的增加或减少。政府也应当树立起恰切的税收观，即税收的主要功能不是作为政府敛财的工具，而是调节收入差距或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保障，因而合理的税收应当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和创新的活力，有利于供给的增长。若仅基于对税收增加政府收入的认识，会不可避免地使政府的各项税收政策堕化为“与民争利”的收入财富分配机。常识是，让老百姓多纳税，从来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公共政策，更不是稳增长的良方。

虽然供给面的改革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至关重要，但供给面改善的增长效应可能需要较漫长的过程才能显现，稳增长又常常迫在眉睫。供给面“远水”难解稳增长的“近渴”时，就需要更加注重将供给面的改善与需求面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有了这两条腿，稳定均衡的增长才能迈步向前走。总需求政策仍会在稳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经济总量均衡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总供给的增长必然要求总需求有相应的增长，才能使产品有销路、没有非意愿存货积压，实现总量均衡。虽然好的供给管理政策能够带动需求的增长，但毕竟，供给与需求是由经济中相互独立的不同部门基于不同的目标而做出的经济决策，并不能保证经济时时处处都能够达到均衡；也因为，当遇到极端经济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政策一般比总供给政策能更快地发挥稳增长的效果；这时，若没有相应的总需求管理，供给面可能因需求面冲击而急剧萎缩。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稳增长中，应当确立总供给政策与总需求政策的主从关系；要注重拿捏好总需求管理的度和结构。总需求增长的“度”，可以从经济的实体面和金融面两个角度来考察。在实体面，考察总需求的度，应当结合总需求结构来断定。总需求方面，鉴于消费需求增长相对平稳，投资的贡献多年一直居主导作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贸易顺差波动比较大，因此，调控好投资和政府支出，对政府把握好总需求管理的“度”至关重要。在金融面，货币供应量或广义信贷（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发行、信托等）是总需求的量的集中体现。鉴于此，在金融面，稳增长的总需求政策，要将广义信贷增长调控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至于总需求的结构方面，将在第3章中再具体阐述。

“稳增长”既需解“近忧”，又要有“远虑”

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不会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但这并不是说，已采取的稳增长政策毫无意义。毕竟，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存在较高杠杆水平、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水平时，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就可能产生金融风险加倍的影响。因此，增长率进一步从7.4%下降到6%，对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会比从原来10%以上降到7%的影响大得多。更何况，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要预调，而不是在风险全面发后充当消防员的扑救调整。这或许是李克强总理指出2015年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的重要依据。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稳增长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至于如何稳增长，我认为，既要解近忧，又要有远虑，需要远近接合。所谓解近忧，就是实施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稳定国内总需求，改善企业的现金流，切实化解产能过剩和潜在金融风险。所谓远虑，就是通过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健全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唯如此，方能降低经济的总量均衡与稳定对扭曲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依赖，避免达到短期稳增长而导致经济加杠杆和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的后果，又能提高经济自身应对需求下滑、外部冲击的灵活性。

解近忧的稳增长之策是什么？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增长需要实行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李克强总理将这样的宏观政策具体化和指标化了：2015年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为12%，根据实际情况可略高一些；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3%。但财长认为，由于2015年有2000多亿的可用支出，这实际上会使2015年的赤字率达到2.7%左右。不管是2.3%还是2.7%，都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加大。通过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赤字对银行信贷的扩张效应，公共支出的扩张会弥补萎缩的私人支出。至于曾被市场深为忧虑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存量债务置换无疑在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选择之内。由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将参照中央国债实行余额管理，限额内的地方一般债务，均可发新还旧，这将极大地提高地方政府偿债的灵活性，减轻其面临的短期偿债压力。

增加的支出将用在哪里？这就是增加政府投资，并以此带动民间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加大政府对教育、卫生的投入。例如，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4776亿；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20提高到380。通过预算内投资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化解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具有积极作用。此前，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中指出，“中国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化解产能过剩有空间，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有一定的“余地”。

不过，解近忧的稳增长措施，力度掌握不当则会造成过度扩张，稳增长不能“任性”而为。本轮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实则抒为诟病的2009年“稳增长”措施后遗症，殷鉴不远，不应健忘。因此，在稳增长中需要有“远虑”，建立稳增长的长效机制。

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是提高经济自我新陈代谢的能力，提高经济对抗外部不利冲击的免疫能力，提高经济迅速地学习、吸收前沿技术的能力。李克强总理提出：“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这不仅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思路与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指出了健全稳增长的长效机制的根本途径。要提高微观活力、供给创新和结构调整，就需要改革。政府曾强调以“改革促调控”，我认为，改革是最好的调控。改革的核心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杜绝寻租等腐败行为破坏市场机制的功能。政府权力“削”于改革，放权于市场和社会。权力一削一放之间，不单是释放了制度红利，而且“政府权力的‘减法’”，可以达到“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之倍增效应。这正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基础，也是中国从过去注重需求面的刺激转向侧重供给面的创新稳增长的治本之策。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不同侧面入手。侧重面与着眼点的不同，会导致政府迥然各异的宏观经济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呈现天壤之别。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总需求面的稳增长，则是通过刺激投资、消费、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等政策选择，通过需求拉动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性，过度依赖于此，会威胁到金融与财政的稳健性。过度需求刺激导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殷鉴不远。相反，源自供给面改善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过去，中国惯常采用刺激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总需求政策，尽管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增长目标，却带来了环境污染、结构恶化乃至系统性的不稳定。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政策，当从过于侧重需求面的刺激性措施，转向侧重供给面的管理，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增长。

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我们认为，着眼于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满足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合约结构下，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完善和改革原有体制机制，释放被旧的体制机制压抑的供给能力。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市场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以更多更广泛的市场取代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就是把原来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生产力给解放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范围内提高要素的流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多方面探索企业制度改革，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大胆尝试通过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产权结构及治理机制的变革，在企业内建立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策略，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且受特定历史阶段认知局限或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中国在当初“大胆”改革的产物，又成了日后被改革的对象，因而中国改革具有迂回性。尽管如此，没有哪个转轨经济体能像中国这样，在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许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场化”的，诸多不合理的制度壁垒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在某些领域，超经济权力的垄断甚至腐败构成了市场化的大敌，使一些资源并不是基于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原则而流动的，降低了资源应有的产品供给能力。就未来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趋势而言，主要侧重于简政放权与更自由的市场准入、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2015年8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持续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政府自我的‘先手棋’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可见，政府已把更自由的市场化本身当作“调控”的手段之一。让各企业和个人在平等的规则之下，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经济的供给面，而且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纠错和存货的及时调整，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措施，当首先是市场取向的制度改革，以释放改革红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毕竟，市场机制对纷繁芜杂的信息更灵敏，信息的分散化处理机制更及时、更切合实际，政府的干预或“数量上增减”的调控，应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第二，技术创新始终是增长连绵不绝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提高供给量、改善供给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换言之，缺少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增长，终将走上不得不依靠刺激总需求扩张的不可持续之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总书记也强调：“科技竖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意味着拥有先进的供给能力和最“清洁”的增长动力。但正如熊彼特强调的，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它必然使一些行业因创新而惨遭淘汰，也会使一些工人不能适应新技术变革而失业。尽管技术创新不可避免地对旧技术装备企业和产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却是经济供给能力持续改善的过程。经济史表明，在产业之前的一千多年里，全球的人均产量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根源就在于，在那段漫长的历史中，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劳动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在产业后，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人均产出也随之迅速提高；同时，技术进步把人们从过去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出现了新消费需求，催生了新产品和新市场。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还推动了要素的流动和市场范围的扩张，也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和文明的演进与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结合，无疑是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强劲增长的主要供给面因素。应当说，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种种自主性技术创新改变了中国，但也应虚心地承认，过去中国的技术进铂在许多领域是模仿学习型或“拿来主义”的技术进铂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和领跑者。利用后发优势而相对缺少自主技术创新的增长，使中国经济在旧常态中面临了些许尴尬的局面：经济总量在全球地位根本改变并没有带来经济全球竞争力成比例地上升，乃至世界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一直是缺少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的代名词。

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依赖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机制的经济，本身具有更强的应对各类不利冲击的韧性和灵活性。正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即便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可金融市场依旧对美国经济前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最乐观的预期；与美国正相反，尽管中国实现的增长率依然属全球明星，但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要求了较高的风险溢价。可以说，技术创新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但是，技术创新需要人才培养、金融支持、专利制度等创新体系的强有力支撑。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道出了中国创新体系的痛处，但要改变它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他特别指出：“本土创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中国能否培育出适合大众创新的土壤，是中国能否在新技术革新的潮流中继续充当增长领跑者并提高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

第三，提高劳动者素质。新世纪伊始，政府就提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始终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一要务”。这一论断并没有因为十多年时光流逝和经济过渡到新常态而过时，相反，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更突显了该论断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人是生产力中唯一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劳动者不仅仅是操作生产工具的工人，更因为他们处于实践最前沿，能更深切地体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中的诸种弊病。况且，提高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并不完全是由那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在封闭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大众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或完善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即便许多人都强调当下改革的“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应当是对草根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改革，因此，顶层设计的改革也要“紧紧依靠人民”。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源于老百姓为克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而大胆创新的激励机制的改革，才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广和深化。进一步地，劳动者素质提高还具有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效应。这是因为，在有效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下，劳动者所得取决于其边际产量，而劳动者素质提高恰恰是提高其边际产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意味着劳动者所得份额会相应地上升，最终提高消费能力。总的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还是制度改革中实践的新发展及其经验的总结、改革设计及其效果的反馈，均需要有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最后，完善税收体系。税收不仅竖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响经济供给面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美国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市场竞争，对当下中国的稳增长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其理论认为，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与投资，降低了生产率增长和商品供给，因此，应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促增长。著名的拉弗曲线还表明，在税率降到临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导致税收下降，反而还因为减税刺激了收入上升、税基增加，政府税收会随税率下降而增多。

(咨询特价)年7月，财政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达40%左右；而过去30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宏观税负约为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过去20年约为20%。该报告认为，为减轻企业税负，应加快取消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稳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消除重复征税等，并通过适度提高附加值较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削弱人民币升值给产业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些建议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是可取的。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自1980年实施个人所得税以来，虽历经多次提高起征点和调整税率，但个税仍受到多方面的诟病，如普遍认为，中国个税仍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高收入者往往通过“分解”收入达到了“避税”的目的，导致了不合理的个税税负：高收入者轻税负、低收入者重税负。乃至有了个税沦为“工薪所得税”之说，表明个税违背了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初衷。因此，近年来，公平税负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逐步实行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和差别化扣除模尸也日益成为学界改革个税的主流共识。

当然，税收体系的完善，不能简单化为税收的增加或减少。政府也应当树立起恰切的税收观，即税收的主要功能不是作为政府敛财的工具，而是调节收入差距或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保障，因而合理的税收应当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和创新的活力，有利于供给的增长。若仅基于对税收增加政府收入的认识，会不可避免地使政府的各项税收政策堕化为“与民争利”的收入财富分配机。常识是，让老百姓多纳税，从来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公共政策，更不是稳增长的良方。

虽然供给面的改革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至关重要，但供给面改善的增长效应可能需要较漫长的过程才能显现，稳增长又常常迫在眉睫。供给面“远水”难解稳增长的“近渴”时，就需要更加注重将供给面的改善与需求面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有了这两条腿，稳定均衡的增长才能迈步向前走。总需求政策仍会在稳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经济总量均衡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总供给的增长必然要求总需求有相应的增长，才能使产品有销路、没有非意愿存货积压，实现总量均衡。虽然好的供给管理政策能够带动需求的增长，但毕竟，供给与需求是由经济中相互独立的不同部门基于不同的目标而做出的经济决策，并不能保证经济时时处处都能够达到均衡；也因为，当遇到极端经济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政策一般比总供给政策能更快地发挥稳增长的效果；这时，若没有相应的总需求管理，供给面可能因需求面冲击而急剧萎缩。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稳增长中，应当确立总供给政策与总需求政策的主从关系；要注重拿捏好总需求管理的度和结构。总需求增长的“度”，可以从经济的实体面和金融面两个角度来考察。在实体面，考察总需求的度，应当结合总需求结构来断定。总需求方面，鉴于消费需求增长相对平稳，投资的贡献多年一直居主导作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贸易顺差波动比较大，因此，调控好投资和政府支出，对政府把握好总需求管理的“度”至关重要。在金融面，货币供应量或广义信贷（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发行、信托等）是总需求的量的集中体现。鉴于此，在金融面，稳增长的总需求政策，要将广义信贷增长调控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至于总需求的结构方面，将在第3章中再具体阐述。